第一节：旧刑部街32号
王光英出生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第一页。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要求民主与科学。这预兆着他一生将在革命年代和艰难时世中度过。
王光英的出生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他生后一百天，全家搬到西城旧刑部街。
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权贵显宦的聚居区，他家同一条街的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众多名流显贵的邸宅，王家的门牌是旧刑部街32号。这是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口有对石狮子，门上有黄铜门钉。雕花影壁内，红柱绿檐的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栽满芍药和紫藤，园中有两株高大的白海棠树，春季开花，含蕾时是浅粉的，开花后满园一片洁白。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他没有祖产，留学期间，是一个边上大学边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当英文教员、勤工俭学的穷学生。
王治昌在日本时，晚清昏戾而擅于弄权的西太后尚称老佛爷；以孙中山为首的志在推翻封建皇朝、建立民国的同盟会已经成立，而在封建皇朝内部，也出现了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和企业体制，培养相应的人才，欲图自救、自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工业化大生产近代社会演变的开始。任何社会的真正进步，总是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像王家这样的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节：名字的由来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治昌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谈王治昌，不能不谈他的外交生涯。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关系到几十年后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运。
也许由于王治昌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他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人们很难设想，王光英、王光美这对兄妹的名字，竟会与那两次会议有关。
王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王治昌恰好正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王治昌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便给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举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该年农历7月。时隔半年多，为什么王治昌还滞留在伦敦呢？
原来，当时北京政府迫于民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王治昌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其职衔是特命全权公使。由于当时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所以巴黎和会所触发的五四运动，爱国反帝的民众所愤怒声讨的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都是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两人先后任驻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权代表。
第三节：一张珍贵的照片
王治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又是他的拜把兄弟，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凯。王光英幼时有个极深的印象：有许多年，王家的堂屋（大客厅）的炕上一直放着一张照片，那是廖仲凯与王治昌的合影，站在两人中间的一个小孩是廖氏的幼子廖承志。
那张照片放在靠墙的炕沿左边架子上，并不显眼，但却放了那么多年，这似乎能说明廖仲凯在王治昌的感情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王治昌退出北京政府之时，恰恰与廖仲凯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之时（1925年8月20日），这决非巧合。王治昌是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如此欺侮，又震惊于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无回天之力，才退出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的。
王光英从小就注意到了那张照片上中间站着的孩子。廖承志长大后人称廖公，是个很风趣的人。在一本杂志上有他一幅自画像，胖子，笑眯眯，坦露着大肚皮，叉开双腿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画面上有他自己的题辞：“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向着天，永远不要消沉！”其实，廖承志那幅自画像，也惟妙惟肖地画出了王光英心态。
廖承志解放后担任过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王光英担任过副主席，他们在青联一起工作，廖承志对王光英的待人接物有很大影响。
第四节：民族气节与开明士绅
王治昌的可贵处，不仅在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是革新派，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保持了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沦陷时期，王治昌明志自守，杜门谢客，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当时，王家是吃棒子面，变卖家藏度日的。
到1949年春天，北平初解放，王家从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前述坐落在旧刑部街的那座深宅大院了。但也在解放初期，这座深宅大院由老夫人董洁如在宅内创办了一家乳婴托儿所，专收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女干部在进军途中生下来的婴儿。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董洁如把王家这座旧宅捐献给政府以兴建北京十大建筑。旧刑部街路南和附近的报子街路北的房子一并拆除后，建成了现在繁华的西长安街。就在原来王家旧宅的地基上，盖成了今天那座富有中华建筑特色、壮丽的民族文化宫。
王治昌去世于1956年。北京一解放，周恩来总理就请老人任中央文史馆第一名馆员。第一天就任，是周恩来亲自用车送他去文史馆的，并对他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第五节：临水朱门花一径
有人好奇地问王光英：府上这样的门第，北洋政府高官，为什么会这样进步，有这么多共产党员？
王光英把他的家庭称做母系社会。意思是他的家庭所以能进步，是由于他母亲在这个小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既称系，就不只是他母亲一个人。老夫人把自己的一生，她的理想与追求，她的家庭和子女，都奉献给共产党的事业了。
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娘家原系天津盐商的后裔。董家是继天津著名的老八大家之后的新八大家之一。这也就是说，董家是由封建商人转到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
董洁如是封建家庭的闺秀中最早追求妇女解放的。她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冲出闺门，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董洁如是最早要求自我解放，要求自由、自己拯救自己的老一代中国妇女。她当时的行动，现在看来是寻常事了，然而在她那个年代，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要知道那是在封建制度正在土崩瓦解、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事。
王光英兄妹童年时，董洁如就告知他们，她有三位亲属是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时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1927年4月28日一起就义于绞刑架上。因此，王氏兄妹从小就知道他们有三位长辈是中国革命的先烈。
第六节：一位革命的老妈妈
全国解放之前，董洁如掩护过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宋汝棼证实的。
董洁如掩护党的地下组织，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的社会声望和地位。换言之，充分利用了曾经当过大官的丈夫。当然，这需要老爷子能充分支持老太太。因此，宋汝棼说，当年，如果王家对共产党不是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主动来掩护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对老夫人、老爷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有充分的了解，也不会去找他们作为我们的掩护人。王家与共产党已经有三代渊源了，而且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越来越深切。
那时候，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经是共产党员，搞地下工作，受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的直接领导。她告诉崔月犁自己家里有空房，于是宋汝棼成了王家的房客。
那时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了。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地下工作的环境日益险恶，情况就变化了。当时，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常常挨门挨户，深更半夜突击检查户口。为了安全，宋汝棼把一些可以托付给王家老太太保管的党的书刊、宣传品，交给她保管。王家的客厅里挂着李宗仁和蒋介石亲笔签名送给王光英的二哥和五哥的照片。国民党警宪一看到这些照片，就被吓住，嬉皮笑脸，打躬作揖地走了。
蒋介石、李宗仁的照片，那时候是可以当保护伞的，就像在大门上贴了门神，或者在屋犄角上立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
宋汝棼还说，我请王家老太太代为保管党的文件和书刊，老太太很乐意，保管得很稳妥。王光英在解放前就读毛泽东著作，我想很可能就是我们托他母亲保管的。到那时候，我们和王家之间，就不再仅仅是房东房客关系，而是革命关系了。
王光英在解放前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是他母亲告诉他：这些书用油布包好，放在花园里那只花盆底下。
到了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党的地下工作最紧张最困难的阶段。北平解放前夕，有一次，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某负责人突然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宋汝棼急于转移，把自己保管的可以不销毁的党的文件交给了董洁如；同时还有些尚待进行的工作，如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等，不仅要告诉老太太，还得告诉老先生，因为需要他俩帮忙，联络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宋汝棼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成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北京解放初期，老夫人捐献私宅，在宅内创办了洁如乳婴托儿所，专收解放军战士和干部在战争期间或在行军途中生下来的乳婴。那座私宅坐落在现今北京西长安街。国庆１０周年时，修造十大建筑，王家旧宅被拆除了，就在它的地基上盖了现今那座金碧辉煌的民族文化宫。
今年３月１８日，为了纪念洁如托儿所成立４５周年，并接受关心幼儿教育的企业家对该所的捐献（该所现今是由公家管理的），举行了仪式，王光英在仪式上说：“我母亲是革命的，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她的３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她自己在北平解放前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说到这里，王光英含着泪花， “我们国家必须稳定，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能再乱了，不能再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了。”（老夫人因受林彪、江青等的迫害，死于狱中）说着禁不住失声哭泣起来，当时屋中许多人也为之唏嘘。王光美说：“他是在想妈妈啊！”
第七节：王氏兄妹十一人
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王治昌夫妇共有十一个儿女，按年龄顺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
这些兄妹中，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了革命。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是兄妹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是无线电专家，卢沟桥枪声打响的第二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设立秘密电台和延安保持联系。
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曾任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王光美的五哥王光复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参加了著名的武汉空战。中国在反法西斯空战中歼灭日军战机599架，其中有9架就是他击毁的。
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笃。王光英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作为王家惟一的资本家，他生活的脚步却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王家自王光美出生后，生的竟都是女儿了。
二妹王光中（行八）后来成为优秀的幼婴教育工作者；三妹王光正（行九）成了著名妇科专家；四妹王光和（行十）是颌面外科专家；五妹王光平（行十一）也是位医务工作者，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光美家除大哥早逝外，兄弟姊妹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但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解放前，由于兄妹政治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王治昌老先生不得不给家里定下一条规矩：“饭桌之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言谈风趣的王光英曾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干戈十年，鸿飞西东。不过飞西的少，五哥王光复是王家仅有的一只离群的孤鸿。”
第八节：大妹夫刘少奇
王光英的大妹夫就是后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起这段姻缘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抗战时期，王光美和北平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结识了学校工委领导人崔月犁。日本投降后，她在辅仁大学任助教，并获得硕士学位，打算到美国留学，并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批准。1946年春节期间，一位客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个25岁的姑娘的生活道路。来人是位共产党员，他告诉王光美：“我们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都到了北平。我方代表团急需选调一名政治上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经组织研究，希望你能完成这项重要使命。”王光美顾虑的是，自己是学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有关军事、政治的用语并不十分熟悉，能够胜任吗？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前去报到。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她先与当时担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头，之后拿着钱俊瑞的信到翠明庄找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并开始工作。
不料，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北平军调部实际上已形同虚设。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让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陆续离开了北平。10月，叶剑英派人征求王光美对未来工作的意见，王光美毅然作出抉择：到延安去！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到北平西苑机场乘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这是专为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专机，机组人员由美国人担任。这时机舱里已经坐了两人，一位是美军军官，另一位年轻人，到延安以后她才知道叫宋平，在南京谈判中，他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的秘书。
王光美到延安后，被分配在朱德、杨尚昆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军委办公机构在延安城北的王家坪。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后，就住在这里。使王光美特别兴奋的是，她受到了朱德和康克清夫妇的亲切关怀。闲暇时，康克清大姐还会邀她一起参加中央机关星期六举办的舞会，这使她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都有过接触。和她前后到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写到延安的娱乐活动时称：“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2＋2＝4。但有时也会来几个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后来，已成为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看到这段风趣的文字时，会心地笑了。这或许也是她当初对刘少奇的印象吧。
王光美第一次到枣园刘少奇的窑洞，是在春节之前。那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通知她去刘少奇那里一趟。从王家坪到枣园相隔十几里地，警卫员给王光美备了匹老马，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刘少奇问王光美到延安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告诉刘少奇：“我到延安以来，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切都在重新学习。最近，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动员大家到边区参加土地改革，我已报名到农村去。”刘少奇为了款待这位从北平来的研究生，特意从抽屉里拿出几只显然是放了很久的干瘪梨子。这在寒冬的延安，算是很好的水果了。吃午饭时，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进餐。她看到刘少奇吃的是带有青菜叶子的稀面条和几片烤焦的馒头片。
1947年3月12日，由于胡宗南部轰炸延安，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五人领导集体暂时分成两套班子，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月底，刘少奇、朱德一行东渡黄河，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这也是一种缘分，刘少奇竟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王光美邂逅相遇，一起吃饭，加深了对她的印象。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中，迎来了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齐，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陆续迁到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随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频繁接触，大家都已感到王光美与刘少奇是很好的一对。
27岁的王光美也感到该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了。她尊敬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敬佩他那埋头实干的精神。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俭朴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那个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晚饭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高兴地来到刘少奇住室，向新婚夫妇表示祝贺。婚后，王光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一天晚饭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村外的小路上散步。王光美问起了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情况，刘少奇没有马上回答，他习惯地吸了几口烟，才慢慢地说道：“你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而不是从我的过去。”
第九节：爱情故事
 王光英的夫人名叫应伊利，他们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幸有知心伴侣相扶相携。他们二人已经度过 60年钻石婚之际。他们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
王光英是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认识应伊利小姐的。那时，他即将从化学系毕业，而应小姐还是教育系新生。应小姐年青漂亮，温柔大方，深深地吸引王光英的目光，搅动起他甜蜜的情感波澜。初次见面，王光英对应伊利的印象就非常好。
1938年，应伊利的母亲在北京病逝后，因为种种原因，她没有回当时在南京民国政府任职的父亲家，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念书。她的姐姐拜托她在北京的朋友照顾她。这时，应小姐认识了王光英。
当时，她姐姐的男朋友即将大学毕业，他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和姐姐热恋，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他央求他的好朋友王光英说：“帮我写论文吧，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据说，当时王光英追求一女生未果，情绪甚为低落。为振作他的精神，为了“写论文的回报”，应伊利姐姐的男朋友就把她介绍给了王光英。
见面那天，应伊利和姐姐正在冰场滑冰，远远就看见她男朋友和王光英走来。王光英给应伊利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很文静，也很殷勤，还很细心。当时，他们都骑自行车上下学，从冰场出来后，姐姐建议去吃饭，大家就骑自行车去了。让应小姐感到意外的是，当他们停在饭馆门口时，王光英停好自己的车，很主动地上前替她也把车放好锁好了。就这样一个小细节，让应小姐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不错。
据说，当年王光英选择留校任助教就是为了情人应小姐，一是为了和她谈恋爱方便，另外是想“看”住她。放学后，王光英和应小姐有时到北海或后海散步，谈谈心、交换彼此对人生的看法。最让应小姐印象深刻也最为感动的是，不论王光英的工作有多忙，他总坚持每天写一封信给她，有时候甚至是两封。有时，王光英把信放到传达室托人转交给她，有时是他亲自在校门口等着她，把信亲手交到她手中。王夫人至今都记得这样一个画面：下学后，在人潮散尽后，我看见光英斜靠在自行车边，一脸幸福的样子等待着他的女朋友。
他们就在这样写信、散步中慢慢积累了感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为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婚前的相互了解是很重要的，了解越深，越能在今后的人生路上相互理解和扶持。
1942年 8月 22日，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在人生的路上，谁没有曲折坎坷，但幸运的是能和家人在一起，能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关怀和支持。在应伊利因娘家田产问题被警察抓去时，公公王治昌为儿媳支招儿，并亲自到警局协调；在应伊利怀孕后犹豫着是要上学还是要生孩子时，婆婆董洁如给了她最贴心也是最真诚的建议。有一次，应伊利骑自行车上学，旗袍被自行车剐了一个大口子，董洁如看到后，让人找了块相似的布料，几下就补好了。有好多事情，看似小，实则却能让人感到足够的温暖。
正因为王光英和应伊利在这样良好的亲情环境中生活，耳濡目染，在 6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几乎没有吵过架、拌过嘴。偶尔有了小争执，也会很快过去，谁都不放在心上。
1952年，应伊利参加“土改”回来就进了天津市民建工作，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自己十分很珍惜，王光英和家人也非常支持。遇到问题时，王光英会帮她出主意，有时也会提意见。在“文革”期间，王光英被关在秦城监狱，当时，应伊利从全家仅有的12元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给他买点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监的时候，他们都会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应伊利探监也成了王光英生存下去的一种力量源泉，而这也正是应伊利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
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监狱，没有立刻恢复工作，而是在家里当起了专职炊事员，这一干就是 3年，直到他恢复工作。当时，应伊利在天津政协做文史资料的整理，事情非常繁琐，王光英心甘情愿地担当起“家庭妇男”的角色。
在生活中，夫妻俩经常说：“连天气都会有阴晴，更何况人生呢！”所以，只要相信党，相信“早晚都会好的”，家人能团结在一起，前景就是光明的。
第十节：向往延安
1944年，王光英见到了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崔月犁。
他们见面的地点约好在进北海公园大门口往东走的湖边。那里绿树成荫，四围清寂。游客逛北海，很少有人会拐到这个冷静角落来。
“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王光英见了崔月犁开门见山地说。
“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开了化学厂吗？”崔月犁微笑地问。
“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
“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个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到了延安，共产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
这个答复实在出乎王光英意外：“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
“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
王光英至今没有忘记那次湖畔谈话。他后来在生意场上的发展，与那次谈话是有关的。
第十一节：突破封锁线
1944年，王光英又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在天津，行业中叫做黑电粒）。于是，天津一些染料商和颜料庄，纷纷前来订货。王光英起先只以为这是物以稀为贵，商人是为了有利可图，才趋之若鹜的，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
自从天津的染料字号纷纷订货后，王光英很快发觉，他生产的黑电粒，不是在天津市内出售，主要是运往解放区供土布染色用的。于是，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使王光英成了像《乱世佳人》里白瑞德那样的封锁线商人。
王光英不会去问商人是怎样把黑电粒运往解放区的。生意人有生意人的机密，双方心照不宣。但是，向解放区供应物资要冒很大风险，他不能不预防。
王光英的商业技巧确实是种艺术。他的黑电粒质量好，使用时只要把黑电粒溶在水中，不必添任何助染剂就能染布（当时土法染布是用大锅煮的）。尤其是装璜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是在天津河北区一家叫万华制铁公司定制的，每罐装5斤，罐上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隔成的四块空处有Ｔ．Ｍ．Ｃ．Ｃ．四个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个商标很像一具欧洲古代战士用的盾牌。铁罐上除了这个盾牌，什么都没有。
这个装璜是王光英自己设计的，很像外国货。为的是秘密运向解放区时能比较安全，万一被敌人查获，至少不会马上被发觉是哪家工厂的产品。同时，用铁罐装在河上运输便于防潮。王光英深知商人有多种多样突破封锁线的妙法，甚至能买通敌伪军把物资运向解放区。
这种高纯度硫化青的价格比一般染料高。王光英早就怀疑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的解放区军民怎么会花那么高价来买这种染料染土布？他在家中就养成一个习惯，不过问他不该过问的事，尤其是共产党的。他知道共产党人要严守党的机密，他连他那些已入党的兄妹的活动都不过问，何况事关战争机密，有怀疑也不问。事实上，他的怀疑是对的，运往解放区的这种高纯度硫化物，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主要的是用做八路军攻打敌人碉堡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因而，抗战时期的王光英实际上是从敌占区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这是事后他才知道的。
当时，王光英另一种大量运往解放区的产品是橡皮膏。这是普通的医疗用品，但在沦陷时期，敌人只允许在城市卖，而要运往解放区是严禁的。于是像黑电粒一样把橡皮膏也打扮起来，商标的图案是地球，地球上加一个红十字，三色套印，上有英文品名，但没有中文的厂名和厂址。
第十二节：“剥削有功”的由来
王光英的姐夫刘少奇一案，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构成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他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即他的“剥削有功”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9年，我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1950年也只占23.2%，作为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认为当时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他又说，“用商业的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被融会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城市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
当时，五大书记的分工非常明确，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交往，协商政协人事安排；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团体，出席此类会议；任弼时主要养病，兼管土改工作；刘少奇指导城市接收工作。
一天晚上散步，毛主席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4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第十三节：“姑爷” 刘少奇第一次上门
1949年3月，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抵达香山办公。一天，刘少奇关切地跟王光美说：“你离开北平几年了，抽时间回家里去看看，我也陪你去看望王老先生和老太太。”王光美听后，心为之一动。她虽然知道家中有电话，但为了遵纪保密，从没打过。没隔几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尽快到天津一趟，帮助解决在城市管理和恢复生产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四月初，刘少奇和王光美从香山驱车进北平城，到后圆恩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所在地了解天津的情况。事后刘少奇即让司机顺路到西城旧刑部街王光美家，看望王治昌、董洁如两位老人。
此前，王治昌已经接到了叶剑英的电话。王治昌喜出望外，把这一喜讯告诉给董洁如。他当时还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介绍说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这就是王治昌对女婿的最初了解。之后王治昌把王光美要回来的消息又告诉了王光英。王光英自从在天津与人开办化工厂以后，长期在天津工作，但家仍在北平。刘少奇要来了，王治昌心想，这是“姑爷”第一次上门，他又是一位中共领导人，一定要盛情接待，于是他亲自到西单牌楼的湖南饭馆“曲园”订做了湖南菜，还特意交代，送菜时不要忘记带湖南的长筷子。王光英为准备会见刘少奇，也着实费了点脑筋，一是考虑自己穿什么衣服，二是送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穿西装，系领带。送什么礼物呢？他骑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这是一个晴天，刘少奇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头戴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由身着女式列宁装的王光美陪同，来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
王治昌亲自到客厅门口迎接刘少奇。刘少奇忙走上前去，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短，但满怀深情。
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地下工作者。
王光英搀扶着父亲，王光美陪伴着母亲，与刘少奇高兴地走进客厅坐下。
刘少奇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王光英交谈。他关心地问王光英在天津办厂的情况。
王光英如数家珍似地向刘少奇建议，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哪几个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可以生产子弹，哪几个厂子可以制造装甲车支援南下打仗等等。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刘少奇听着，微笑着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
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不料王光英想摘掉头上这顶“资本家”的帽子，他说：“我不愿意再干工商界的事了。”
刘少奇待他把话说完后，平心静气地说道：“在我们党内共产党员、干部有许许多多，但是像你这样在工商界中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这几句话，解决了王光英的顾虑。
王光美和母亲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董洁如从女儿的体态一眼就看出，光美快要当妈妈了。饭后，王光英把那条方格薄围巾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高兴地接过来，还在脖子上围着试了试，笑着对王光英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再搞了。”
1956年王治昌逝世，此后董洁如老人就来到王光美身边，帮她照料几个年幼的外孙和外孙女。
第十四节：“利”是人们的劳动果实
1950年3月4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来做了轻工部部长的李烛尘任主任委员，王光英任天津工商联秘书长。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始了“三反”运动。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始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如果说“三反”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的话，那么“五反”运动的主要对象则是不法资本家。在这两个运动中，尽管李烛尘不是打击对象，但是他却都真心实意地把自己摆了进去，接受教育。
有一天，王光英来到永利公司李烛尘的办公室，见到墙上挂着几幅职工画的漫画，感到很奇怪。其中一幅漫画画了一只大老虎，老虎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官僚主义”4个字。
李烛尘看见王光英大惑不解的样子，便哈哈一笑，说：“这个打着‘官僚主义’牌子的老虎指的就是我。”
王光英在门旁靠墙的沙发上坐下后，不安地想道：“老虎”是贪婪地吞噬社会财富的犯罪代表，是面目可憎的丑恶形象，它怎么会和你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都是资本家。如果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不变，就都有变成‘大老虎’的可能！”李烛尘进一步解释说，“人有七窍，而工商界有八窍，多的一窍就是会赚钱。我们的汉字是像形的，很美，也很有哲理性、艺术性。你知道‘利’字怎么解吗？”
王光英感到有些奇怪，问道：“烛老什么时候又研究起文字来了？这‘利’字，不就是‘禾木’旁，再加个‘立刀’吗？”
“不错，‘利’字，从‘禾’从‘刀’。‘利’，是人们的劳动果实，是个好字眼。但是别人的果实如果你来割，那就是唯利是图。拿了刀，都去割别人的果实，这就是盗窃。”李烛尘一板一眼地说：“工商界多一窍不是不好，但不要唯利是图。为了个人发财享乐，什么手段都用上，就像‘五毒’那样，那会变成‘大老虎’的。”
“工商界有些败类就是唯利是图，连给志愿军的订货也偷工减料，棉军装里絮些旧棉花，还夹上些芦苇花，简直是黑了良心！”王光英气愤地说：“一些人还到处说共产党的坏话，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李烛尘站起来，踱到王光英的跟前，动情地说：“建国以后，共产党说我们民族资本家是爱国的。这真使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也使我们明白了，‘民族’和‘爱国’是同义词。共产党把我们当成朋友，我们也应该理解共产党的理想和作风。现在共产党号召我们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可是我们工商界有些人一听社会主义就头疼，就睡不着觉，我看大可不必。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人幸福的社会，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共产党抱着慈航普渡的精神，引导人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像白居易的诗里所写的那样：‘争得大裘长丈，与君同盖洛阳城’，这就是以天下人的温饱为自己的温饱、以天下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
王光英连连点头，说：“我们都是主张‘实业救国’的，干了几十年，还是共产党救了我们的民族，救了我们国家，救了我们的人民。过去，我们只想到靠办实业去争得国家的强大，没想到救国与救民是连为一体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解救整个的民族和人民。”
“是啊，”李烛尘表示赞同，“共产党的胸怀比我们这些搞实业的人宽广，共产党的力量比我们这些人强大。今天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的，是一条惠及今天而且惠及子孙的大道。古人说，‘一夫不获是予之辜’。意思是说，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不得安生，自己就一天不会安心。我想这就是共产党的理想。共产党以恺梯仁慈之心待我，我当以立功立信之情相报，与全国人民同登社会主义彼岸。我们决不能自己满身绫罗，穿金戴银，而忍看千万劳苦大众啼饥号寒，卖儿卖女。在新社会生活，就应当按照新社会的原则做人。”
“如果我们拒绝走社会主义大道，只顾自己，不顾人民，掉到钱眼里，那可就真的变成它了！”王光英边说边指了指墙上的那幅画着大老虎的漫画。
李烛尘、王光英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在李烛尘的眼里，王光英是位爽直开朗、活跃风趣的工商界后起之秀。
第十五节：天津市近代化工厂爆炸案
1954年春季，一声巨响，天津市近代化工厂南厂变为一片瓦砾。炸死六人，伤五人。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化工厂厂长王光英应承担这次事故的责任。对王光英同志该不该动法?当年天津市总工会的某些同志和市检察院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天津市总工会某些同志主张对王光英动法，天津市检察院则认为不应该动法。由于意见分歧，问题就被反映到全国总工会，并得到全总某些同志的支持。于是天津市检察院两检察长李全超和张子正到北京请示张鼎丞。
张鼎丞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后连选连任。他在担任这一领导职务期间，认真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检察制度，在保护人民群众、打击敌人和刑事犯罪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张鼎丞听了汇报后，很快派赵文隆到天津市查明此案，秉公处理，并谆谆教导说：“要实事求是，查办每个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千万不可先入为主。”
那天，几方面在一起开会，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工会一位同志首先发言，声称近代化工厂发生爆炸案，炸死六人、伤五人，这是谁也推不倒的事实，炸死炸伤这么多人的大事故，为什么检察院袒护主要责任人呢？难道就因为袒护的人是国家领导人的亲戚（指的是王光英）？
当时，天津市委第七办公室虽然倾向赞同市检察院的意见，但是最后表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与会的十几个单位也一致赞同市委的意见，这样一来把担子都压在高院头上。赵文隆按张鼎丞的要求，绝对正确准确，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赵文隆想，法办人很容易，但是如果法办错了，岂不是错案？他代表高院发言说：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解放了，工人阶级翻身了，工人当家做主了，这是事实，但是作为具体案件，要由政法部门依照党的政策，按照法律依法办事，不能拿工人阶级翻身了，当家做主了，就由工会说法办谁就法办谁。如果由工会说谁犯罪法办谁，还要公安、法院、检察院干什么？当然政法机关办理案件要依法充分听取工会同志的意见，正确的我们一定认真采纳，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要做出解释。刚才工会的同志讲王光英是这次事件的首要人物，应该法办，市检察院则认为王光英是带头公私合营的进步资本家，是党统战工作的积极分子，他在中小企业家当中做了大量工作，法办王光英会带来仇快亲痛的后果。当前正在号召搞公私合营，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党中央的政策和有关法律，这是处理此案的前提。
一下午的会议吵得个个面红耳赤。
张鼎丞连夜听取了赵文隆的汇报，认为不论从事实上还是政策上讲都不能法办王光英，理由是：一、该厂已经公私合营，公股代表叫×××，不出事故谁也不说什么，出了问题就把责任都推在私营代表身上，这是不公平的；二、王光英平时在市工商联合会工作，他偶尔到厂里看一看，该厂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金××；三、天津市刚刚解放，许多企业（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如果按标准计算，大部分（安全生产）是不合格的，有的不合格就没出问题，也有的出了问题，天津市是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总有前有后，如果对可以补救的企业一律不叫开张，这对发展经济是打击，而不是扶持；四、案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还来不及汇报。
第二天，在市委继续开会，赵文隆向向工会的同志说，你说王光英是肇事的主要责任人，请问公私合营之后以公为主是不是事实？大家一致赞同公私合营之后以公为主，这是党中央明确的政策。随即，赵文隆按照张鼎丞的意见表明态度：既然大家同意以公股为主，那么追究私股代表的责任是何道理？爆炸的直接原因是工人违反操作规程，酒精桶盖打不开，用扳手拧不动，就用榔头砸，榔头与桶盖相撞产生火花溅入酒精桶，引起酒精爆炸，引发硝化棉爆炸，造成了这次惨剧。当时王光英在工商联工作，已经好多天不到厂里了，厂里的负责人是金××，请工会的同志想想案件情节，爆炸案和王光英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检察机关也好，工会的同志也好，总得尊重事实嘛！此案不应该动法，如果工会和其他人有意见，完全可直接到中央控告。
当时，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可以看出到会大部分人是同意的，工会的同志则愤愤而去，使人们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完结。
后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张鼎丞妥善解决天津市硝化棉爆炸案，全国总工会有三个人根据中央指示已来到张鼎丞办公室陈述意见。
赵文隆来到张鼎丞的办公室情绪激昂起来：“你们向中央告状，中央叫张院长处理，张院长是代表中央处理此案的，我是办案的具体人员，既然是咱们共同对中央负责，现在就应该把话说开，你们口口声声说检察机关要保护王光英，这话指的是谁？张院长向我交待任务时只告诉我‘要秉公执法，要实事求是，每办一案都必须经得起考验'，你们说保护王光英是对张院长、对我还是对检察机关？请将这情况说清。我去天津查案时根本不知道王光英与少奇同志有亲戚关系，我是从案情出发得出的结论。我是执法者，应该实事求是，天津市委已同意我的观点。你们既然告到中央，那就由中央定吧！怎么定咱们大家怎么服从。”说到这里，张鼎丞立即问工会的同志，保护“国舅”到底指的是谁？这时，他们哑口无言。
张鼎丞见他们不说话，反过来问案件实际情况，案情全部查清，是工人不懂技术造成的，负责教育工人的是总工程师金××，王光英当时正在市工商联搞公私合营工作。张鼎丞问天津工会的那位部长：赵文隆说的是否属实？那位部长说案情基本属实。张鼎丞又问：那么工会的同志到底有哪点不服呢？该部长说：“我们也没什么大意见，只是觉得王光英是这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应对他动法。” 赵文隆当即反驳说：“该厂公私合营之后以公股为主，公股代表主持工作，公股代表不负法律责任，反而先要对搞公私合营的王光英动法，这样做对吗？”
问题越说越清，张鼎丞最后表态了，指出工会同志坚持对王光英动法是错误的，并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工会不能再搞工团主义嘛，工会的同志应该清楚的。此案我除了报中央政治局外，还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张鼎丞这个意见得到中央赞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作出了对王光英不动法的批复。
张鼎丞等人为维护法制，毫不妥协、毫不退让的精神，使王光英避免了一次冤狱之灾。
第十六节：红色资本家
把资本家称为同志在当时已是很大胆，史无前例的了。如今又进一步把资本家称为红色，而红色是革命的旗帜，难道资本家也能革命吗？
后来，果然有人追究了。追究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而且越追越凶。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了总会有人传出去。文革以前，因为事关周恩来，态度还算好，然而口气仍是严厉的，着重追问红色资本家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1957年4月22日，伏罗希洛夫由周恩来总理陪同，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落在天津机场时，是上午十一点。时近正午，周恩来在机场的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相陪。
席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
王光英满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惟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按：当时随行记者所写的报道，大都作此称），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翻译把王光英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
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伏氏接着说：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两个人紧紧拥抱时，周恩来在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继而又补充了一句：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由于红色资本家一词最初是由周恩来说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之流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整倒周恩来，就像用剥削有功论整倒刘少奇一样。尤其是周恩来说这句话，直接与王光英有关，因而王光英为此在秦城监狱吃了很大的苦头。王光英顶住了。林彪、四人帮没有捞到半根稻草。周恩来说：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这句话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
这里有个小插曲巧妙地做了解答。
有位在上海复旦大学开课讲授过《资本论》的教授（后来在全国工商联负责宣传工作，与王光英很熟），当有人追究这句话有什么理论根据时，他莞尔一笑道：为什么不请他们去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几段话：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文革”期间，王光英和王光美都苦受刘少奇的株连。
1967年4月10日晨六时许，清华大学中央主楼，北京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私设公堂，对王光美进行非法审讯。“井冈山兵团”的机关刊物《井岗山》刊登这场非法审讯的笔录，恰好成为迫害忠良的自供状和“四人帮”罪行的铁证。
这次对王光美的非法审讯，重点问题是逼她交代刘少奇“吹捧”其兄、当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和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的王光英是“红色资本家”的经过。当时，这被列为刘少奇“美化资本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罪之一。非法审讯的有关笔录：
红卫兵（以下简称红）：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光美（以下简称王）：刘少奇是讲了许多错话，你们指的是19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吧，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的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红：“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那么，“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呢？
王光美说，“红色资本家”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说的！
当年我亲耳听周恩来总理向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谈过此事，并已在“文革”中作了证明。
在宴会接近尾声时，周恩来总理以手掩口，装作剔牙，向坐在另一席的王光英打手势，让他代表天津工商界人士向伏罗希洛夫主席敬酒。
王光英向伏罗希洛夫敬酒时，周总理对这位苏联元首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他是王光英同志，是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化学工厂。王光英同志很爱国，一向要求进步；解放前，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解放后，他很积极，要求把自己的化工厂无偿地献给国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感到这涉及到我们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于是向主席(毛泽东)报告。主席说：‘那怎么可以呢？社会主义时期也还要有红色资本家嘛，他们还可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做工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嘛。’所以王光英同志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很积极，起到了带头作用......”
周总理上述那段话，是“红色资本家”之说首次在外事场合中公开。很显然，毛主席当时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是在我们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况下，广义地就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的，并不是专门指某一个人。
然而“文革”爆发后，不知是什么人却硬把“红色资本家”之说当作整人的大帽子，强加在刘少奇的头上，并说是刘少奇对王光英的“吹捧”；无非是想利用刘少奇和王光英的亲戚关系来加重他“美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刘少奇1950年来天津公干，顺访王氏一家时的谈话记录，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所谓“红色资本家”问题。但刘少奇还是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
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知情人都会站出来说明真相。但在“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时期，哪有真理可言，当时王光美已被扣上各种可怕的帽子，打入另册，若一旦揭露真相，人家说你“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是杀头的死罪，更重要的是极易给居心叵测之徒以口实，去炮打周总理；这是绝对不可轻举妄动的。何况当时稍有一点理智和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得出，运动一开始，矛头就已对着刘少奇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人们深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当时有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周总理所说的“向主席报告”，这个“主席”是不是指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是在毛泽东于1959年宣布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才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而且从延安时代---甚至可以上溯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直到“文革”时期，“主席”一直是党内外人士对毛泽东的通称。刘少奇即使在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也从未享有过这一尊称，而只被通称为“少奇同志”。 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打倒"四人帮"，王光英从秦城监狱获释，并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后，曾核对过当年的情况。原来他在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以及在监狱被逼供时，都坚持说不知道“红色资本家”是谁说的。但是他在记忆上确有出入，只记得听周总理讲过此事，却忘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那段重要情节。
1980年5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那是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第一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如此规模的隆重丧礼，人们凝视着刘少奇的遗像和他那覆盖着党旗、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才找到的骨灰盒，各有所思；整个大会堂都沉浸在庄严肃穆而又无限悲痛的气氛中。
第十七节：我到香港来是投资赚钱的
1983年4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香港掀起一阵激荡人心的洪波。王光英出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在这个各国企业家大显身手的疆场摆开了阵势。规模盛大的招待会吸引了多少香港实业界的金融巨头、企业大亨，各大报纸相继以显赫地位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
光大实业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登记的港商，它的总部便是设在香港，但是人们从王光英的身份不免私下揣测，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举动。他们难免暗自盘算：王光英真的能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战场上站住脚根？光大有能耐打开局面吗？
诚然，香港实业界的人士没有谁不知道王大老板的名字，也并没有人怀疑他作为一个大企业家能谋善断的经营魄力。青年时代，王光英就长期经营天津近代化工厂，在那样艰难的乱世，就以产品质量高、资金周转快而在企业界享有美誉。
然而，时过境迁，香港企业界也有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尽管王光英有三头六臂，他的光大公司能否摆脱国内厂商那一套条条框框，层层请示、公章旅行的拖拉作风呢？如果仍是如此，那么他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行情十八变的竞技场上，光大公司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王光英：您到香港来干什么？
王：我从北京带了钱来，在这儿投资，做生意，赚钱。
记者：谁是您的后台？
王：“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觉得在香港开办一家公司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向党的领导人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赵紫阳总理亲自批准我开办这家公司，并授予我必要的权限。
记者：您这家公司有多少资金？
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帐户从来不曾透支过。到目前为止资金一直是足够的。有好的方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钱不成问题。我的光大实业公司登记注册的基金是一千六百万马克，这当然不等于我只有这点钱可以支配……
记者：您是共产党员吗？
王：不是。我没有入党。
记者：要是您一九四九年就到香港来，也许现在会更加富有，（“文革”中）也不至于给关押八年。
王：我当时不会外逃。我们家和共产党的关系相当好。我有五个兄弟和五个姐妹，他们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
记者：只有您是例外吗？
王：第二个兄弟也不是党员。第五个也不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中国空军里当过飞行员，打下了九架日本飞机。目前他住在美国。五个姐妹全是党员。
第十八节：一场漂亮的闪电战
一个扑朔迷离的信息，光大公司精干的业务人员，在开业后的几个月里，象老练的侦察员一样到处捕捉着各式各样的商情信息。他们的目标是世界各地的二手设备，象一些外国厂商实行技术更新后拍卖的旧设备，也有的是在激烈竞争中倒闭的厂家盘出的设备，这些设备只要价廉物美、技术先进，又适合我国国情的需要，都是他们追踪的目标。
几个月过去了，无数的信息纷至沓来，真真假假，它们一个个被分析，解剖，印证，核查，又被一个个地否定。
终于，他们从多种渠道获取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内容是有一批二手汽车要卖出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象是失落的电文一样，这个无头无尾的信息仅此而已，没有更多一点的内容。人们既不知道这批二手汽车是在中东，还是在亚洲，或者欧洲的某个仓库，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汽车，数量多少，价格如何。
对于这个扑朔迷离、如同天书的信息，似乎是应该扔进字纸篓里。然而，光大公司的业务员三十八岁的曹文清不这样看。在王光英等公司首脑的支持下，他立即跟踪追击，顺藤摸瓜，从信息的各个渠道来源去进一步追溯，印证它的真实性。果然，几个消息最后通达一个权威的出处，信息是可靠的。
几天之后，王光英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重要的报告。
“……在南美的智利，一家铜矿最近倒闭。矿主在矿山未倒闭前订购了美国‘道济’、西德‘奔驰’牌各种型号大吨位载重车、翻斗车共计1500辆，全部是新车，但是汽车买进后矿山便倒闭了。
“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批新车折价拍卖。……”王光英看了这份报告，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企业家的眼睛突然亮了。
闪电般的效率可以想象，在光大公司获得这一信息时，在香港，在智利的近邻，在全世界，这一信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500辆二手汽车，这是一笔富有诱惑力的财产，王光英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金钱，他必须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王光英也深知，要发动一场内电战，仅仅有决心还是不够的，必须赋予采购人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他决定把拍板成交的权力交给赴现场验货的采购人员。“只要质量好，价钱便宜，你们说了算。”这是王光英唯一的指示。
一架银鹰将光大公司和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组成的采购小组，带往大洋彼岸的智利。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体育场里，1500辆崭新的各种载重汽车，像一支庞大的机械化兵团，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像是等待它们最后的命运。破产的铜矿矿主临时租了这座体育场作为车库，车子都涂了防锈油，定期有人来保养，为了防止意外，矿主还雇了许多保镖照看这批车辆。
光大公司的采购小组对一辆辆汽车进行了现场验货，同行的汽车技术专家象体格检查一样对这批货物进行了严格的技术检验，它们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
谈判也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讨价还价，这批载重七吨以上，三十吨以下的载重汽车，智利矿主同意以原价的百分之三十八的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仅此一项，他们为国家节约了2500万美元的外汇。
闪电战成功了！当谈判的双方举起酒杯，为这笔交易的顺利达成而庆贺时，光大实业公司的业务人员不会忘记，从发现这个信息到做成这笔生意，仅仅用了三个月。
并非尾声就在光大公司的采购小组忙于和智利方面办理签约换文以及繁琐的善后事宜的当儿，一个美国迈阿密的大老板闻讯后立即用电传联系：“只要你们把这批货让给我，我给你们三百万美金。”
王光英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拒绝美国商人的要求，把汽车迅速装船监运回国。
当这批西德的“奔驰”牌、美国的“道济”牌的大型载重车，远涉重洋，由南美的智利抵达我国的上海港、青岛港、天津港……，在四化建设的大道上飞驰时，光大公司的业务又已经大大发展了……
第十九节：办公室里的水晶球
外传，王光英在香港光大公司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水晶球。1988年的一天，有位记者去采访王光英，想去看看王光英办公桌上究竟有没有水晶球。传说，王光英做生意、用人都要先看看水晶球。这玩意儿，外国人叫魔术球，用来搞占星术的。
“你从哪里听来的？”王光英问记者。
“从光大传出来的。有位经理亲口说你办公桌上有水晶球。”
“有啊！不但有一个，而且有两个；不但办公室有，家里也有。”王光英回答得非常爽快。
记者不禁一愣。
“不必惊讶。”他笑笑说。“我是拿它来做生意，不是拿它来搞占星术的。”
“做生意与水晶球又有何关呢？”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
王光英先请那位记者看看窗外，然后道：“窗外是维多利亚湾，大英帝国的海军基地。到现在为止，香港还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请你先想想它的海军基地会占着什么样的好山好水。从39层楼上的窗口远眺，海天一色，视野极广。许多外国朋友进了这间办公室，倚窗眺望美丽的海景，常常留恋不已。因此办公室本身就是个接待朋友谈生意的好地方。生意人是讲吉利的。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有水有财'。有位香港律师对我说，‘你的办公室靠海，窗外碧波浩瀚。如果在墙上或柱上镶上玻璃，使海水的反光映进你的办公室，那么，到你的办公室等于抬头见财。是吉兆也是福兆。生意人会乐意坐在你的有水有财的办公室同你谈生意。'”
王光英的水晶球就是这样来的。水晶球带着棱角，四面反光，使整个办公室仿佛也碧波荡漾。
他还对记者说：“我既要在香港做生意，就得考虑香港人喜爱什么。入乡随俗嘛！这个经验，不但中国人讲究，外国人也讲究。香港汇丰银行大班，穿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拜关公，逢到正月初五接财神。关公与他有哪门子亲？无非是入乡随俗，讨中国人喜欢，好做生意。普通人想一想就明白了。然而，有的人不懂生意经，却借水晶球瞎说我在搞占星术，这岂不很可笑吗？”
王光英不惜费那么多口舌，从关公谈到汇丰银行大班，无非是借香港记者之口去澄清事实。结果很灵，以后没有人再提什么水晶球之类无事生非了。
不过，王光英事后在北京对友人说：就有那么一些人'爱闹地震'。本事并不高明，却能制造许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使政府放心向企业开绿灯呢？又怎么能使大家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呢？！
第二十节：笔筒与必通
王光英爱收藏艺术品。他的住宅布置得像座微型艺术馆。连花园或过厅的一隅之地也不放过，客人总能看到某个角落里放着一尊石像或鹰的木雕，好像天生应该放在这里才相配。有位记者曾为此做过专访，称之为富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能引起人们创作灵感的收藏品，一只花180元买的香炉，能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得到孩童般的快乐。汉代的雄浑，唐代的华丽，是中国艺术史的双璧，两者在王光英的收藏中都有。有尊石雕力士坐像，汉朝的，把巨大的方石用双手举在自己的头顶，表情凝重，显示其钢筋铁骨，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压力能压倒他。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妇把一方龙虎画像石捐献给国家历史博物馆。记者闻讯云集。这类画像石源于东汉，用在王公重臣墓穴的门楣上。据专门研究龙虎画像石的学者说，过去发现的都是龙虎斗，惟独这一块是龙虎在亲吻。这位专家认为，按古史阴阳志，天降奇石，是国家的祥瑞。
在王光英的收藏品中，有一只造型古朴、名贵的汝窑笔筒。这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托人送给王光英的，同样的另一只送给了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人懂其涵义：笔筒者，必通也，表示了海峡两岸必相通。这以前，王光英与辜振甫彼此知道但未见过面。由王光英担任会长的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组织的少儿京剧团赴台湾演出，小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台湾。演出圆满结束后，辜振甫特意将这只笔筒请演出团团长捎来赠送给王光英。
第二十一节：《城南旧事》轶事
《城南旧事》的剧作者是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但自幼随父母住在北京，从童年、求学到结婚生子，２６岁时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回原籍。因而台湾是她的故乡，北京也是她的故乡。
８０年代，《城南旧事》上映后，林海音写了封信给王光英夫妇。原来她在北京结婚时，主婚人是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
如今，林海音仍在台湾从事文学工作，还开了家出版社，编辑小学一二年级国语教科书。每年有３０万新的小学生在读她编的课本。
林海音是当年北平《世界日报》的第一位女记者。她自称在台湾搞“纯文学”，写的都是她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故事。他说她的“书包里没有政治”，“关心的是老百姓”。这些年来，台湾经济在发展，但“搞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她所以要写些文章，是想以自己的感觉去“影响年轻一辈”。
她说台湾这个地方“真讨厌”。每天送来的报纸几乎有２英寸厚，但全是广告，副刊只有小小的一页。“人们都只管搞股票，可没有人读书了。”
王光英在报刊上看到这些话，笑起来说：“林海音说她书包里没有政治，但照我看全是政治。关心老百姓，欲以自己的切身感觉影响年轻一辈，这不是政治是什么？！她讨厌人们只管搞股票，不读书，不正是提醒人们，千万不要搞得肚皮饱了，脑袋空了。脑袋空了的第一个标记是只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忘记了自己民族的尊严和几千年来的传统文明，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甚至不惜出卖国格，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这些年来，林海音多次回归大陆，有时是探亲访旧，有时来开会。报纸上说她“深爱北京”“为北京付出了一生一世的感情”。她自己讲：“我在北京差不多度过了３０年光阴。台湾和北京同样是我的故乡。即使台湾有什么不对，我也会爱她，北京也是，不喜欢也要喜欢。”
王光英爱思索。对于上述林海音讲的似乎相互矛盾的话，能够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讲出一番道理来。周恩来青年时期东渡日本，写过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可见周恩来年轻时“面壁”读书──冶炼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是为了“济世穷”，无独有偶。鲁迅在２１岁时（１９０２年）也写过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３０年以后，鲁迅５１岁，故世前几年，他又亲笔把这首诗重新书写了一遍。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仍然是“ 风雨如磐”，仍然是黑暗的，因而鲁迅仍然要以自己的鲜血，祭献于苦难的中华民族。
有人称王光英是“红色资本家”。什么叫“红色资本家”呢？有本大型杂志代为回答道：“红色资本家者，即爱国的，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实际工作的资本家也。”王治昌为林海音主婚，可见主婚人与结婚者都不是寻常百姓。
第二十二节：水晶鸭宝的专利
王光英最爱吃北京烤鸭，是全聚德的常客。1998年的一天，他与家人一起到全聚德就餐，点名要吃全鸭席。客人落座，服务员把盐水鸭肝、红曲鸭膀、芥末鸭掌等上齐，客人慢慢用餐。接着，又上火燎鸭心、炸鸭胗肝、糟熘三白、烩鸭四宝、鸭舌乌鱼蛋汤等热菜，最后，上了两只烤鸭。席末，店经理走过来询问王老吃得怎样，满意不满意。
王老说：“菜品和服务好极了，唯一不足的是全鸭席还不够全。”
经理听后感到诧异，心里想凡是鸭子身上的都做成菜了，于是幽默的说：“除了鸭毛，能上的都上了。”
“您在想想什么没上？”王老问。经理实在想不出是哪样东西。
“嗨！那是鸭子下出来的东西。”一席话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经理马上说：“好！好！下次您再来，保证让您吃上鸭蛋。”
送走了客人，经理把厨师长找来，讲述了刚才发生的这件事，让他们研究上鸭蛋的事，并指示说：“你们不能把咸鸭蛋蒸好一劈两半儿上桌，或者就简单上一盘韭菜炒鸭蛋。那样不够档次。”
厨师长接到任务后，带领其他几位厨师反复琢磨鸭蛋怎样做。有人提出用鸭掌筋熬成胶冻裹上事先切好的咸鸭蛋块儿，冷却后出盘晶莹剔透，再配上点绿色的香菜末、红色的胡萝卜末，煞是好看。新的菜品研制好了，起一个什末名字呢？叫“肉冻鸭蛋”实在不好听。后来经过大家商议，取名叫“水晶鸭宝”吧，象征感情纯洁，生活富有。后来，王光英再来全聚德就餐时，经理专门让厨师做了水晶鸭宝这道菜，王老看后非常高兴，品尝后连声称赞做得好。并且风趣的对经理说：“这到菜可是我的专利啊。”
第二十三节：延年益寿之道
1994年4月，《中国体育报》有一位记者访问王光英。记者对这位75岁的红色资本家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维，尤其是对他的乐观、豁达、幽默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那位记者进门时，见到王光英在逗弄廊檐下架上的鹦鹉。王光英对鹦鹉说：快叫您好、爷爷好、大家好，鹦鹉活泼地叫起来。走廊里放着一座日本相扑大力士横纲的雕塑，用玻璃罩罩着。王光英说，横纲是日本的国宝，大相扑那块几米方的赛台，在日本人心中庄严得像神坛。
在客厅里，王光英对那位记者说：我感到一个人的专职与他的业余爱好离得越远越好。我是做生意的，成天与钱打交道，如果我的业余爱好是赌牌或赌马，还得与钱打交道，那么我的脑袋里就只有钱了。成天为钱紧张，怎么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我在大学学化学，化学是我的专科，但我又是个美式足球和冰球运动员。读书时我拼命读书，打球时我拼命打球，我是冰球比赛的守门员。有时要拼命，我连面罩都摘了。看日本人跳交谊舞，探戈像探戈，桑巴像桑巴。我们中国人也跳交谊舞。但我看有许多人没有认真学过标准的交谊舞就上场了。政协礼堂楼上过去每周六开舞会，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说要'认真'，而这些人没有学过跳舞就跳舞了，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
那位记者是来向王光英采访养生之道的。王光英回答他说：人的爱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我年轻时喜爱激烈运动，年老了爱书法。我国的书法讲究虚实并举，形神兼备，意随笔行，笔顺意转。我老了爱好书法，说明我年龄越大越对我们民族传统文明的珍贵有所认识。'文革'之前，我已步入中年，再打美式足球，跑不快了。于是我把兴趣转向气功，行话叫'功法'。天津有个气功世家，祖传的，有个功法叫'滚球'。运功时浑身经络仿佛有个小球在各个穴位上滚过，功毕通体舒畅。'文革'中我被关了八年，我在狱中坚持练'滚球'。坐着睡着都练，这种功法真有用，我靠它得以活着出狱。
所谓养生，王光英认为健康分两种：身体的、心理的，两者相辅相成。一个人活着总会碰到难事，也会命交华盖，但不论碰到什么厄运，都要坦然相对，决不灰心丧气。达观、开朗、朝气蓬勃，乐天知命，不装苦样子，至老而如常，乃延年益寿之道。 |
